注意这种影响的多样性，才能更有效的掌握历史上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发挥作用的各种思想机制。

他们说这里荀子所说的‘好利、‘疾恶之心，‘好声色的‘耳目之欲，都是天生俱有的自然本性，到此为止，人性无所谓善或恶。此于性善之说不惟不相悖，而且若相发明。

四端说认为对于先天之性和后天的人为来说，仁义礼智只有小、大之别，就象火之始燃与燎原、水的源与流一样。它们是人们生而具有的认识本能和实践本能，所以荀子《荣辱》篇将它们与材性并称。《礼论》篇也说：人生而有欲。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正名》篇说： 欲不待可得，而求者从所可。

就是说，这种质、具作为人的天然素质，它们既存在着知仁义法正、能仁义法正的可能性，也还存在知别的什么，能别的什么的可能性。如果说，仁义法正本来就不具有能够被懂得、能够被做到的性质，那么，即使是禹那样的圣人也不会懂得、也不能实行仁义法正。如此看来，并非不可以把儒家看作一种宗教。

若采用一种不那么宏观的视角，则不难发现此事件是非常突兀的，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是严重的。难道对天、天道、无极、太极、天理、理、性、性理等的终极探究不属于通常所谓哲学？如果以人们藉以生存的价值体系[③]作为哲学的定义，提倡仁、义、礼、智、信，忠、恕、恭、宽、敏，惠、勇、孝、悌、友等意义上的道德约束和自我修养的儒家，难道不比任何一种西方哲学更像是哲学？ 可另一方面，儒家也具有通常所谓宗教的诸多精神要素或特点，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所表现的精神气质使它难以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区分开来，而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宗、祭圣人更是典型的宗教特征。如果这么做真是为弘扬孔子精神乃至中国文化，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立在天安门广场中轴线上某处，而若即若离地置于天安门东北角的国博广场？ 二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儒家与政治权力的分离，是一种不可逆的文明史事件。采取这一视角，说历史上儒家所维系的官僚制大帝国是一种理性化程度很高的政教合一政体，并无不可。

从短期看，这种变局对中国人来说虽意味着屈辱、失落、痛苦，更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急剧转型、社会政治格局的激烈动荡，但从长期看，这种大变局是宏观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未来几十年，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是，如何在不断崛起中重新自我定位，逐渐学会并习惯于扮演一个受人尊敬、不使人感到威胁的强者。

更何况，一个文明除了有精神、文化的维度，还有经济力、科技力、文化力、政治力、军事力等维度。应看到，晚清以来中国人习惯于扮演受害者角色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立而后废本身难道不说明，儒家即使不是一种宗教，也具有宗教式的挑动敏感神经、激起情感波澜的能力？ 二 如果采用通常意义上的宗教、哲学定义，可以说儒家既非严格意义的宗教，也非严格意义的哲学。但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印度文明藉着佛教传入华夏世界后，与儒家、道家经过上千年的碰撞磨合，最后与本土要素水乳交融地和合在一起，明显提升了中国文明，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四 晚清至今，中国文明经历了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剧烈变局。于是有论者认为，是儒家与国家权力的分离导致其花果飘零，甚至有儒家已成孤魂野鬼的悲叹。它虽由此成为现代文明一重要组成部分，却仍是中国文明。

退一步说，即便某种马克思主义化的新型儒学最终能够兴起，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在政教分离已成世界大势的当今时代，在天安门区域树孔子像这么一种高调的符号宣示，究竟合不合适？考虑到在人类历史上，从来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如此规模超大的国家如此迅速而强势地崛起，以至于中国威胁论不绝于耳（这不仅是西方媒体的老生常谈，从孔子学院在某些国家遭到抵制也可见一斑），而且不仅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问题便愈发凸显了。问题是，儒家果真只是一种哲学而非宗教？或许，问出这样的问题，便说明思维已经固化，只能按一种非此即彼的套路来进行认知和判断了。

也应看到，在欧美，宗教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状态之被打破即政教分离，是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长达三四百年，故所造成的社会振荡明显不如现代中国那么剧烈。欧美固然有诸多现代性问题，但欧美知识人会哀叹基督教花果飘零吗？ 至于儒家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帮凶一类说法，实在不值一驳。

尽管不能说中国知识人仍是其先前所是的儒家，但中国文明无疑仍是一个儒家气质的文明，一个其核心规定性为儒家精神的文明，正如西方文明仍是一个基督教气质的文明，一个其核心规定性为基督教精神的文明那样。如果把是否有基于智识手段和自我道德约束的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①]作为判定哲学的一个核心标准，那么儒家从孔子甚至周公时代起，一直以来都是一种哲学。考虑到先发国家无一不经历了一个宗教与政治权力脱钩的过程，就更其如此了。而在舆论的另一端，这意味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卷土重来。回头看去，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广场区域，在中国文明进入复兴轨道的今日，是可以理解的，而三个来月后之被移走，又是必然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为什么说，孔子像立于天安门区域会传达不清不楚的政治信号。

同样，晚清以来中国文明一直大规模地、结构性地、创造性地吸纳利用西方文明要素。另一方面，一个健康的文明必须有一种遗忘或删除机制。

如果采取宏观历史的视角，不难看出，所谓花果飘零论、孤魂野鬼论，其实都是晚清以来受害者心态的反映。从精神形态的角度看，以儒家、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等为精神内核的各主要非西方文明并没有因为大量吸纳西方元素而丧失其固有的同一性。

此后形成的西亚地中海世界的文明是一个全新的文明，即以叙利亚文明为基质、摄入了希罗要素的基督教文明，而中世纪以降至今，正是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明同一性的核心成份。因而很清楚，儒家与政治权力分离，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最终说来对于中国文明而言是一件大好事。

事实上，在前现代中国，天、地、君、亲、师对于儒家精英和信奉儒家理念的大众来说，都至为神圣。如所周知，在前现代儒家社会，君主被等同于终极意义上的天，就是说政治共同体的最高领导人被神圣化了。从历史上看，儒家在整个东亚世界维系社会政治秩序长达两千年之久，如此优异的表现，或许只有近代以前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勉强可比，古希腊罗马称之为哲学的精神体系  -- 如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主义、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等等 -- 和任何一种现代哲学都望尘莫及。凡是尚未开出稳定秩序的国家便搞了欧美式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是成功的。

相比之下，历史上的中国作为一个儒学主导的国家，对于儒家精神和教诲历来是重心传而非形传，在文庙之类场所祭拜的，只是孔子和其他贤哲的牌位而非塑像。共和之后，救亡图存的压力并没有因此而有减轻，故之后激进主义思潮波诡云谲，风雷激荡，变法与革命此起彼伏，方兴方衰，中国由此翻江倒海折腾了大半个世纪。

如果把是否信奉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实体，作为判定宗教的一个根本条件，则儒家可能显得不那么宗教，至多只能说在西周或更早时代，才算严格意义的宗教。在很多情况下，一个文明的同一性的重大变化恰恰肇始于外来要素的结构性注入。

此地属于天安门广场区域，所以此事极具象征意义。只要尊重常识，只要对国际学界的主流立场有基本的了解，就不会继续沉湎于激进主义思维，对儒家作这种庸人主义的否定了。

鸦片战争以降，民族生存危机越来越严重，结构性整体性的改革势在必行，1905年之废科举只是巨大压力所至的必然选择。这就好像一个演说家再高明也会有口误，必得纠正，或者说人人都有意识和下意识，会有不自主的行为，必得抑制那样。无疑，孔子像之立于天安门区域，会传达一些晦暗不明的政治信号：从今往后，长期被抹黑的儒家思想将重新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而随着中国崛起，更将遍播寰宇，统领全球？莫非当今中国要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力量，在中国乃至世界推行一种新型的政教合一？ 然而如所周知，当今国家意识形态是马克思主义。  一 西历2011年1月12日，一座高9.5米的孔子石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故此，只要不否认自己仍是中国人，中国文明仍然存在，仍在发展，甚至在迅速复兴之事实，便不必悲情主义地认定儒家花果飘零。如果采用一种包容性较强的定义，则可以说儒家即是宗教又是哲学。

期间，经过历次革命、战争和改革，中国文明浴火重生，走向复兴。对于一个极具包容性的超大历史共同体来说，文明精神的传承不仅靠儒家（甚至主要靠儒家），也有佛、道、回、耶和民间宗教的功劳。

事实上，即便采用基于逻辑推理而非经验方法的对实在、知识或价值的本质、原因或原理的探究[②] 这么严格的哲学定义，精英层面的儒学 -- 非大众层面的祖先崇拜 -- 仍是一种哲学。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什么儒教概念今天虽不常用，但晚清以来一直都受到论者的青睐甚至激烈捍卫。